李兆忠
14年前，唐?和施蜇存先生有感于“当代文学史”出版物的泛滥，提出了“当代文学不宜写史”的主张，理由是“历史需要稳定”。差不多同时，一些年轻学者提出了“重写文学史”的必要性。 然而，近年出版的几十种“当代文学史”著作反复证明着两位老前辈的忧虑不是无的放矢，学术界反应普遍不佳。其弊病主要是：首先，这些“当代文学史”出版物并不是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上，而是依据有关文件的口径和结论，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作符合政策要求的描述和评价，给当代作家、作品排定座次，进行资料的堆砌，表现了浓重的“官本位”思想，作家和作品得不到公正恰当的评价和阐释。其次，这些“当代文学史”一般都有一个庞大的写作班子，集体编写而成。比如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竟动员了22所院校的42位教师参加编写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》由全国10所院校19位教师编写而成。采取这样一种“人海战”的办法能写出象样的“当代文学史”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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